综合作物管理原则是理性的相互密切相关的，欲将其割裂开来是行不通的。如果人们确定采用这些管理原则就需要解决如何估量执行结果。鉴于影响有关农药判断因素是非理性的，所以不仅需要寻求相关目标的一致而且也需要目标认识的一致，这点至关重要。若不能取得一致，就应把改变老的判断方式提到议事日程。

工．现 状

有关农药应用通常讨论最多的话题是与消费者和环境危害相关。尽管人们还存在许多疑虑，但对消费者危害的议论重点，由于缺乏持续有力的数据而趋于缓和(消费者通常指施药操作人员，是最高危害人群，公众议论越来越少了，也许他们的许多人是农民吧!)，因此环境危害就变得非常突出。环境危害问题通常缺乏危害证据，远比根据疾病推断特指的结果更为困难；因为疾病通常意义明确，要确定某人是否有病或没有病，在特殊人群死亡率是否超过预期是有可能的。在环境领域要得出确定结果可能比较困难；所以环境方面的舆论不一定能轻易获得共识。

舆论不一致是不容忽视的。如果人们对农药使用衡量标准及其所带来的好处不认同，就会对任何调停结果争议不休。如果有关利益团体抵制调停，常常与误传关联。调停应明确屏弃考虑平衡压力集团资料，尽可能不理会无法证实的争议资料。人们似乎还相信以软组织肉瘤和除草剂之间相关性的前提提出的过分强调潜在对儿童的危害，而忽视真正临床意义提供的信息，忽视降低其相关性的后续更完善的研究。丁酰肼(Alar)就是这种愚蠢举动的最典型例子，经科学有效否定后还喋喋不休重复该农药的损害，并无根据断言其长期危害。

可以确定质量可靠的简明科学资料一旦为公众接受就不会影响其特定结果(这个道理并不局限于农药问题)。应该记住评价方法的技艺，不仅科学结果利害攸关，而且也要尽可能回答一些问题。这常常要围绕危险展开讨论。

Ⅱ．危 险

在讨论有关农药应用中，运用"危险"措词往往容易引起人们兴趣。实际上，如果严格地来说，农药对消费者的危险限定在"规定时间内引起特别危害或特别挑战事例的概率"，是非常之低，要测量出来也是极其困难的。用查看文献规范方法以调停研究为标准证实这类危险事例，是很难获得成功的。而且，在危险推断中应用的保守模式，所设定的变化有许多疏漏，使接触减少到最低限度，所以任何预测的结果通常都是不可测量的。有关农药应用的可能危险(危害)的声明应避免含糊不清，并不能以此作为调停法规的基础，调停法规应遵循Lord Rothschild有关危险的格言以临床资料为依据。

面临上述困难，人们若想寻求综合作物管理引起的变化，可以肯定人类并不是好的对象；因为偶然发生的任何事情很可能是不可测量的。

Ⅲ．测 定

由于人们发现替代模型资料测定有困难，有些 甚至是荒谬并抱有偏见；所以人们必须寻求可测量的结果。评价农药应用危险的方法应该是可测量的，这是基于农药应用安全要求，要做到这点缺少任何危害过程都是行不通的。有关农药应用危险的一般概念问题，自推荐应用预防原则(PP)以来更加混乱了。应用预防原则其所带有的偏见不是间接的，而是这个原则固有的。由于预防原则避开科学方法谈论有关资料，所以非常带有破坏性。所谓"预防原则"定义如下：

"当一种活性物质引起人类健康或环境严重威胁或危害不可逆转时，为防止危害的可能性，即使活性物质与可能危害之间因果关系未被证实，或只引起轻微危害，或危害未必可能发生都应该采取预防措施"。

预防原则以不同调查的不确定迹象任意改变重心，这是违背科学的，因此预防原则应该永不用于评价毒性资料。简而言之，推荐综合作物管理并非根据法规，显而易见只是希望减少溶剂应用和输入能量，以期在引起BSE问题和改变胡萝卜栽培实践中大大减少一些有机磷农药安全系数起重要作用。

人们提倡综合作物管理力图证实这是一种有效的管理体系。该怎么做呢?先从Boxworth探索确认有关结果(SCARAB)和从准备中的农用化学品和氮最低输入系统(TALISMAN)获得有用信息，然后连接：综合农业系统(1FS)、农业实践焦点(FOFP)和罗纳-普朗克农业管理研究(RPMS)有机调查包括小(型)集约农业与环境(LIFE)在内的综合作物管理潜在好处。首字母缩略词激增并非好事，若有一个供一般目的查询的协调体系情况就不会是这样!

迄今为止从收集到的综合作物管理资料发现，产量有下降迹象，而非毛利。由于一些作物需要输入不"适合"作物轮作设计的杀虫剂，对杂草防除造成不利影响。

人们观察到，大量的调查研究在例举许多潜在的失败。对一个特定观点论证需要进行的特定探讨或研究远比对所用目标设计测定结果论证取得一致要少。当然，这也需要对测定这些目标和好处作许多不同的探讨。若要对多样性昆虫产生一致的结果可能是困难的，然而若只对一般目标是否可能呢?

Ⅳ．精 确 性

最近英国农渔粮食部文件大量披露，许多人试图运用一些危险指标，用数字来表示农药的有害影响。文件应用不同的指标提到非常不同的资料，但是当运用不同指标时，农药评定之间缺乏相关性。这样的问题可以视为意料之中的(因为各种指标很可能是为不同目的设置的)。诚然，正象文件提出的一样，这些指标通常都是为排除对人类的可能影响而设置；对不同目标应该都是最恰当的。佛罗里达农药应用危险评估(F-PURE)系统忽略潜在对人类的影响，而其他系统虽然包括，但其间存在变化性和不精确性相互比较就有困难。诸如，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可能是由许多互不相关的不定因素，包括经济收入和幼童偶而接触因素决定的。大量应用的农药，或许就是危险的最佳标志，但是要寻求更精确的预测预报就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了。随着综合作物管理的进一步阐明，使情况有了改进。其他研究包括对指标特定因素评价，评价根据意图选择。有些观点偏向特定种类或群组(鸟类、昆虫类、无脊椎动物类、土栖大型生物群)，使问题变得更迷离。人们担心，这些人罕有的不寻常偏向特定物种的奇怪观点使预防费用远远超过合理的医疗成本／效率预测，使问题变得更复杂化。

V．期 望

显而易见本文对综合作物管理的阐明是不充分的，但以此认定是反对综合作物管理则是荒谬的。对相信的人来说任何保证都是必不可少的；而对过分热衷的人就可能带来危险。

例如，在保健领域就有这样的例子，论证在饮食中加入抗氧化剂作用的许多试验，甚至对大豆蛋白的试验都以失败而告终'。这对综合作物管理应用于农业的探索也有借鉴作用，最近有些令人担忧的资料表明，有些物质可能同人类的致畸相关。然而，若要综合作物管理测定结果能够取得一致，测定方法在某些程度上的标准化，和对与农药相关问题的评价进行深思熟虑的探索可能是至关重要的，这也能从意见交换中获益。

摘自世界农业